文：高俊傑
1984年，社會主義中國早已開始「走資」，但「工人的祖國」蘇聯仍在；香港的工業也開始撤離，但工人仍然構成了不少人的身份認同。而工人文學獎在這一年之後，停辦。二十六年。這距離，是否意味著我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法再去言說工人，或失卻了某種描述勞動的語言？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似乎離開我們很遠的工人，同樣以某種「幽靈」的姿態徘徊：幾乎忘記，但其實揮之不去，同時命定回歸。最低工資立法引起的討論與迴響，各行業大大小小的工潮，都使香港社會必需面對勞動者所承受的剝削、躁動與不安。而文學，正正是被勞役、被壓逼者對這個時代作見證、反抗與省思的工具，同時也代表了我們透過書寫、閱讀，重新連結成共同體的嘗試 。
是次專輯中，關於工人文學獎的活動報導及訪問各有一篇，一方面讓讀者可以跟貼工文獎一系列活動的進程，另一方面亦觸及到工人文學中，不少概念上的梳理與解讀。例如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工人∕勞動者所涵蓋的範圍？坐在辦公室內的上班族算不算工人？怎樣的一種寫作模式，可以呈現出工人的視角？
葉愛蓮小說〈玫瑰的名字〉，乍看之下似乎是一個辦公室女郎，與一般印象中的工人文學獎。然而它同時也是一個工作場所內，勞動者被視為沒有名字，純粹勞動力的小說。至於〈工人文學書介〉內七本的作品，當中既有較傳統的工人文學，也有這種擴闊我們對工人想像的書寫。而透過這張書單，我們可以觀察到最近十年，在新資本主義的體制下，勞動者所面對的環境，及兩岸三地的作家如何在作品中重新處理勞動 的題材。
兩篇評論則分別從電影及社會文化的角度，補充對工人文學及勞動狀況的討論。蘇耀昌重溯出一個香港工人電影的簡單的系譜，從中審視香港工人的集體身分如何與時代狀況、整體政治經濟形勢相互糾結而形成。
〈工作的回歸：我們時代的工藝精神〉一文，則是將工藝精神這種心理狀態，置放到不同勞動模式及當代犬儒文化的脈絡中，嘗試找出這種工作倫理的反抗意義。
二十六年後。讓我們，每一位勞動者，學習重拾敘事的勞動，透過寫作連結，並行進。
第27期《字花》，2010年9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