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文學獎前路

－－摘錄自新青學社工人文學獎籌委會：《第三屆工人文學獎文集》，1984，頁 199-205

文：君平
籌委會按：此文刊載於第三期《破士》社會文學季集，因對「工文獎」有特定意見，故轉刊以供大家參閱。


　　「假若我們承認『藝術源於勞動』的話，那末，我們一定訝異於這樣的一個事實——藝術似乎不再屬於勞動者。在香港，現在大多數溝通渠道（不論是美術、音樂或文學等）已為商業資本所壟斷。」（見《邁開第一步（代序）》，刊於《第一屆工人文學獎得獎文集》，一九八二年出版）

　　正當學界還在為四人幫的倒臺而絮絮不休地爭論，一群在學運的哺育下成長的大專停業、畢業同學卻能撥開雲霧，於1976年創辦了新青學社，為培育工人的社會意識、批判意識而努力。

　　「最初辦新青學社是基於一個重要的信念：知識份子可以和工人相結合，一起推動社會。而工人既系被剝削階層，因此第二個信念是：相信改革力量來自工人。」工人文學獎的籌委江瓊珠、陳沛文和梁寶珠告訴我們。

　　八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夜，我們在荃灣街市這個占地只四百餘呎的空間做過一次巡禮。這是一所工人夜校，有學員約三十人，導師約二十人；導師少部份來自大專組織，大部份卻是成長了的學員（例如陳沛文）。

　　「金錢的問題其實是次要的，理想承傳及修正才是問題。現在是走向踏實，暫時不直接參與運動。」這個已有五年歷史以上的組織，包括了學運興盛時期的「舊人」，以及各個時期的「新人」，仿佛一個大家庭。他們有自己的圖書館和康樂設備，雖然都仍然很不足夠。

　　新青工人夜校的最大特色在於它的課程，課程包括中文、社會、英文等科，而以社會科最受到重視。工人夜校的目標不在於提高工人在社會的謀生能力，而在於培養工人批判社會，認識社會的能力。

　　「大家都是純粹義工，信念是社會責任感。」江瓊珠說。

　　「『工人文學獎』的提倡，可以說是為工友提供一個創作的地方。……另一個意義，就是打破『文學神話』。」（出處見前引文）

　　籌辦工人文學獎始自八一年，應當是「新青學社」向外推展的一大嘗試。籌委江瓊珠告訴我們，他們的基本目標是鼓勵工人多寫，多把他們的所思所感形諸文學，而在寫的過程中，也得以包含反省和批判，至於怎樣界定「工人文學」，可以是慢一步的事。

　　他們似乎暫時對「工人文學」的理論探討並不著意。

　　搞工人文學的出發點應當包含對工人階級生活感受的價值的肯定。肯定這種「特殊」文學的原因是因為它具備了一些上層文化和文學所缺乏的因素，必須基於這個大前提，搞「工人文學」才有意義。但是工人文學獎的朋友似乎並未對此深究，對於他們來說，提倡文學並非最終目的，他們搞「工人文學」，只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對象一貫地是工人，而工人又被理解為社會上為資本家所欺壓的被剝削階級；文學作為一種表情達意的媒介，不應只為知識份子所專有，工人也應該能夠表達他們自身真實的感情，但是他們卻被剝奪了運用文字的機會和能力。這種文學的「工具論」本來亦無可厚非，只是能否使「工人文學」建構成一套有指向性的文學觀點，卻令人感到懷疑。

　　首先，他們沒有嘗試界定「工人」是指哪些特定的個體或群體，因此也就無法明確界定「工人文學」的範圍。工人是否應該指涉一切受薪的人，還是只指涉體力勞動者？如果指前者、則幾乎一切現存之文學作品均係「工人」文學，搞工人獎便失去了指向性；如果是後者，又是否只指涉能直接反映工人所面對的環境及問題的文學？「工人文學」是指題材還是作者？是指讀者普遍地是工人還是其他？總的來說，就是如何理解工人文學與工人運動的關係，因為對象一旦模糊，指向性便隨之難以確立。

　　第一屆工人文學獎得獎作品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暴露了上述問題。大部份得獎作品都採用知識份子說故事的方式，缺乏工人階層直率與爽朗的性格；有些試圖運用象徵（例如呂家衛的《碗》（第二名），有些人掉入比較庸俗的觀念中，染上了不少資產階級思想的痕跡（例如伍仲的《人生變幻莫測》（優異）。它們缺乏鮮明的階級烙印，一些作者，依筆者瞭解所及，根本很難稱得上工人（狹義指體力勞動者，例如得第二名的作者）。照這樣發展下去，有朝一日，出現一位同時獲得青年文學獎，或中文文學獎的工人獎得獎者將不會是純粹匪夷所思的事。

　　其次，在提倡工人文學的同時，建立及發展一套配合工人文學要求的文學或美學標準，也值得考慮。這套文學或美學標準的基本特徵是要求作者能夠在創作實踐（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認識及批判社會，並且要求作品能夠廣泛地為工人階層所接受，從而擴散開去。

　　無論是在訪問過程中，或是在《第一屆工人文學獎得獎文集》刊載的評判發言，都顯示籌辦工文獎的朋友十分關注文字一關。他們一方面在內容上未能確實指出工人文學的要求，另方面又基於工人普遍存在運用文字的缺陷，所以概念地以為應當首先解決語言運用的問題，由此容易走上片面強調技巧的路。當然，在今日學院文學觀念[i]充斥的局面底下，籌辦工人文學獎的朋友自然容易受其影響，他們雖然在邀請評判上經已做了一點工夫[ii]，但是整體而言，仍然十分不足，他們對上述觀點的侵入也似乎缺乏足夠的警覺性。

　　因此，引伸而言，要使工人文學獎能夠真正發揮成效，籌辦者就得考慮怎樣才能使得獎者自覺其階級身份，以及其階級身份與其作品的必要關係（這關係不是必然的，卻一定必要）；簡單而言，就是如何叫得獎者自覺建立工人文學的文學觀，如何避免他獲獎後，很快便「變」成另一種人；因為在現存的文藝氣候中，得獎者很容易把自己界定為一個從事文學的人，從而跟學院或「上層」（相對於「下層」的工人而言）文藝圈結連起來，之後，他們的作品便逐漸失落其作為一個工人本位的感受，他只能「幻化」成又一個文人了。

　　所以，搞工人文學獎的朋友很有必要先行弄清楚他們當下面對的工人群眾的型態是怎樣的。筆者理解無論搞工人運動還是工人文學，理論依據完全是階級分析，可是，不完善的階級分析使我們一直把低層（工人）文化和高層（文人）文化對立起來，滿以為我們可以很容易找出一套與高層文化和高層文學標準（或美感標準）相抗衡的低層文學標準（或美感標準），並由此便走在低層文化和文學標準。事實上，已經走進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階段的香港，擁有強有力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以及無孔不入的商品傳播媒介，早已把所有較為尖銳的階級矛盾掩蓋起來，一般工人缺乏階級的鮮明性格，他們除了在經濟環節上始終扮演被抑制和剝削的角色以外，其他政治和文化五一節都把他們「宣傳」為「自由人」。他們不少對物質文明極端渴慕，有機會便想搖身變成上層人，那裏根本不存在一種作為通俗文化一環的通俗文學，以便散佈庸俗思想，掩蓋社會矛盾，而作為上層人次文化圈之一的文藝工作者則創造了另一套高層文學標準以與通俗文學抗衡。顯然，推展工人文學的朋友之所以要推展工人文學，部份原因是不甘心工友們再給通俗文學和伴隨而來的庸俗文化意識長期地毒害下去，因而要鼓勵他們寫出具批判性的，真正屬於工人的文學來。既然如此，他們首先就不可能容忍工人停留在既存的一套庸俗觀念上。不過，他們可以怎樣變呢？高層文藝標準也不是一條出路，因為早已具備了某些高層文化意識的工人，一旦鍛煉起文字，運用什麼觀點、意識流，恐怕他不會再以一個下層人的身份，回顧自己階級的不合理而謀求改革，而是他本身就做了一個完全的上層人（這樣的例子現在多的是）[iii]，寫起表現永恆人性的作品了。

　　這樣看來，搞工人文學獎的擔子恐怕要比想像中重得多了。不過，作為對學運的某種繼承，工人文學獎為被剝削階層說話，無疑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筆者有以下幾點意見，大概可以提供參考：

　　一、必須從速為「工人文學」建立一套相對完善的理論架構，並以此作為依據，從事具體創作實踐，並作修正。理論架構必須建基於社會分析，而不是本來就不存在的什麼文學規律。理論架構必須解決物件、目標（短期、長期）、表現方式等問題；

　　二、必須對現存流行的上層文化、文學觀，以及下層的通俗文化、文學觀念展開批判，批判結果有助理論架構的建立，也有助工人和工人文學創作者與庸俗文學觀念劃清界線；

　　三、必須明確界定自身在工運以至文藝圈中的位置，明確界定工人文學為工人運動或社會運動的一環，而非單純的文學活動；

　　四、工人文學作為工運或者社運的一環，必須與其他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相配合，始能發揮自我批判自我改造提升意識的結果。在這一方面，新青學社具備了一定的條件，但目前的自覺性似乎還不太足夠。

　　五、當前在策略上只能提倡工人寫一種直接和淺白的文字，當他們願意運用文字表達自己時再提升他們的意識和文筆的修養。

　　對工人文學獎和工人文學獎方向的問題的思索，不僅能夠引導我們關心工人階層在社會中的地位，我們處身的社會的本質等問題，更能叫我們反省和批判流行唯心的文學觀念，使我們質疑什麼才是文學。由此引申的問題很多，以下只是其中一些：文字或者藝術性真的是文學作品的首要因素？我們日常相信的一套文學觀念能夠說明一切嗎？文學為什麼一直只屬於上層社會？為什麼代表民眾真實感情的平民文學一直受到無理壓抑？……

讓我們為工人文學獎打氣。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九夜初稿


註釋：
[i] 這裏所說的「學院文學觀念」泛指非政治化和非社會化的純文學觀念，例如新批評、結構分析等把文學作品視作某種自存的藝術品，要求作品依循一些無法驗證的文學結構鋪排開來。此外，只懂言心言性，說說人文主義的新儒家學派觀點，對具體政治社會問題卻無能解釋，亦可歸入此類。
[ii] 工人文學獎的評判是幾位還未成名家的學院出身的文藝青年，與青年文學獎以至中文文學獎的「名家主義」不同。
[iii] 其實工人階層不太可能變成一個完全的上層人，因為可以改變的只是他的思想（意識形態），不能改變的是他的收入，這種「改變了的人」必然要體驗這種割裂、不一致所帶來的痛苦，等而下之者，則自覺或不自覺地，取上層文化觀來自我陶醉或逃避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