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時遊戲，遊戲時工作－－抵抗還是新的控制？

文:：高俊傑

（按：這篇文章是根據八月二十三日，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與字花合辦的講座：「工作時遊戲，遊戲時工作－－抵抗還是新的控制？」的其中一份講稿修訂、擴寫而成。感謝當晚在講座中熱烈參與討論，並不吝於提出問題的各參與者。）

在最近的一段時間，各行業大大小小的工潮，加上最低工資立法引起的迴響，都開啟了關於當下勞動狀況，勞工權益的討論。我們見證的，是工人在公共層面的回歸；另一邊廂，歷經二十六年重新舉辦的工人文學獎，也旨在透過作品的書寫與閱讀，讓工人這個身份，重新進入到大眾的視野之中（其實會否只是我們習慣了視而不見？）。

但上述這個工人的形像，到底在當下的環境中指向一種怎樣的形像？當我們嘗試描述，或透過書寫再現工人這個勞動主體的時候，其實必然無法抽離於具體的社會脈絡。在最近十多年內，資本主義體系多次崩潰並重組，加上技術的高速發展，其實令工人這個身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三產業取代製造業成為主導、工作愈趨零散化、工時的概念已與實際上班的時間脫鈎……以上種種，均使得勞動者甚少會將自己認同於那種傳統的工人身份。本屆工人文學獎的徵稿宣傳中，建議主題的部份也特別提到「我也是工人？」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傳統對工人及勞動者的理解固然不應該放棄，但同時間，我們能否回應一種新的勞動狀況，以觸發、生產更多屬於當下這個時代，以至於各種不同形式的工人文學？

本文即嘗試鎖定工作倫理作為主題，從科技、技術的發展，及新經濟模式的角度出發，探討工作與遊戲的領域如何相互滲透：工作倫理的精神內裏充滿了遊戲的比喻，而整個社會也開始用工作的標準置放在遊戲活動之上。這無疑是當下勞動、工作狀況中最為吊詭之處，也為勞動者帶來新的壓逼和新的解放。

工作倫理的背景

工作倫理的內容、意涵與資本主義體制有著密切的關係。工廠制的出現生產了在指定的時間，在一指定的場所中進行勞動的工人。在工作的時間內，工人被要求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生產力，以令按工時計算出來的薪酬是「合理」的。(試想像這種以「小時」計算勞動力的模式，在農業經濟中根本沒有多大意義) 而在工廠制這條脈絡之下，工作倫理的作用便是保證工人在生產中一直保持著高度投入的狀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工作成為了人最大的責任。這種工作倫理內含著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不問工作內容，只需要不斷投入到工作之中即可，彷如定期的宗教儀式般；被要求刻苦工作的工人，亦像不斷以清修、苦行向神證明自己的清教徒。生活中工作與非工作的部份之間的嚴格劃分，正是以一套隨著工廠制開始出現的工作倫理而完成。

在二、三十年前開始，特別在歐美、日本等地區，我們迎來了資本主義體制的調整或轉型：新技術的發展使得速度成為理解新體制的關鍵詞；企業在歷經多次經濟危機後不斷重整結構，以組織彈性為目標；生產模式從生產可見的實物，轉向同時產出非物質的商品。這帶來了上述嚴格劃分工作與遊戲的工作倫理的轉變，令工作和遊戲兩個範疇相互滲透。

速度對工作時間產生的變化

技術的發展令我們全面進入了一個速度的時代。速度首先改變了工作時間，某部份的勞動者從固定的工作場所中釋放出來。工作的時間變得可以自由分配：互聯網使得工作可以在家中完成。這是自由業者 (freelancer) 得以出現的背景。自由業者在時間上相對較具自主性，因為可以決定或安排工作時間，意味著各個生活領域之間的結合比較靈活。另一方面，流動電話、電腦網絡、大量自動化機器的發明及廣泛應用，基本上令每一項工序的時間都得以縮短，這是何以在八、九十年代甚至曾出現所謂「工作的消失」的說法。加上個人電腦取代了只有文書處理功能的打字機，成為了生產工具後，更進一步打開了「工作時遊戲」的面向。

然而，固定工作時間的消失並不意味著遊戲／休閒的時間有所增加。工作時間只是僅僅變得碎片化。流動電話、網絡技術要求勞動者隨時應付緊急狀況，隨時進入工作的狀態。正如，電話發明後，第一通通話內容便是發明者對於助手下達的工作指令：「過來一下，我需要你。」而「辦公時間」這個觀念的逐漸消失，是技術的發展使得僱主可以輕易找到在工作場所以外的員工，要求他們執行某些指念。今天我們都已相當習慣，在假期或工作時間以外回覆事務性電郵的經驗。而在以往的工廠制度之下，這是無法想像的。工人在下班，走出工廠後，便卸下了勞動的責任。

更進一步來說，這也帶來了「遊戲中的工作」成為可能的條件。在一個講求速度的體制中，「將時間最佳化」構成了工作倫理的核心。但同時，這項律令擴散至工作以外，連消閒時間都被要求達致最佳化。「規劃」、「安排」、「練習」取代了純粹的遊戲或娛樂。遊戲的「成果」，如同工作一樣需要被衡量。

彈性與非物質勞動：工作內容的轉換

當下大部份的企業都致力追求組織和管理上的彈性。以往從上至下，層級清楚劃分的科層制固然存在，但由於工作愈趨零散化，勞動者不斷被組織成成員持續變換、更新的工作團隊，以對應不同的工作目標。在這個情況下，企業往往每將諸多的工作比喻為遊戲：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增值」、「創造新的規則」等充滿遊戲色彩的修辭充斥於當下工作倫理的核心。另一方面，上司／下屬的縱向分隔也被橫向的「伙伴」所取代。在這種工作模式下，勞動者面對的是一種貌似沒有權威的權力。Google的員工所面臨的處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不少人眼中，Google開放式的辦公室可能是夢寢以求的工作場所；然而，辦公大樓中有玻璃分割的辦公室，有大量的開放空間，甚至在走廊中也有員工辦公桌，但卻沒有任何一間獨立的辦公室，這意味著所有工作人員一直處於與其「伙伴」們相互監察的狀態。佈置得像遊戲間般的工作場所，為的則是留住員工進行超長工時的「遊戲」。

新資本主義體制生產模式的特色，是從製造業或稱實體工業，轉向到以第三產業為主 (服務行業、文化創意產業等等)。這裏需要先釐清一點：上述的狀況不是說新興的模式完全取代已有的經濟模式，縱使全球勞動分工已成為穩定格局的今天，完全取代也不可能出現。問題在於新興工種的工作標準，橫向滲透成為普遍的工作倫理。勞動過程中的異化、剝削在資本主義歷史中並非新鮮事，但在層次上這些異化與剝削就算不是比以往來得複雜，至少也是轉換了另一種形式。學者拉扎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便以「非物質勞動」命名這種形式。

拉扎拉托指出，非物質勞動指向的是生產商品信息，和文化內容的勞動。商品信息指的是在工業和第三產業中大公司裏工人勞動過程；而後者則是「一系列的活動，這些活動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工作，換句話說，這類活動包括界定和確定文化與藝術標準、時尚、品味、消費指南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眾輿論等不同信息項目的活動」。出於對更高利潤，或利潤最大化的追求，這些活動直接生產高價值的服務，或者賦予產品文化價值——作為商品某種的附加價值。

在這個背景之下，非物質勞動所調動的，並非是傳統工廠制中生產實物的能力，而是提供一種服務或信息的能力。因此，勞動便不僅僅是傳統那種智力／體力的劃分，而同時兼具了情感的向度。這種勞動被賦予了一定的自由和自主性，因為「工人被當成各種生產功能的協同操作中的能動主體，而不是服從簡單命令的奴隸」。但同時，勞動者被置入某種的情感狀態：例如必需投入一種表演式的情感，或被要求一直處於歡快的情緒。這裏所針對的，並非是指在相對較傳統的生產／勞動的過程中，完全不牽涉到工人的情感；在新的模式中，勞動者面對的更多是人，而不再是流水線上的貨品。我們可以看到，非物質勞動的工作模式內含著一些彷如遊戲般的指令，但我們被指令一直進行這些未必具有任何娛樂性的遊戲……

小結

如果對應當下勞動狀況的其中一種工人文學，是所謂辦公室文學的話，至少我們應該要求對這種新出現的，工作中細緻複的處境作出某種處理。作為工人文學的辦公室文學，不僅僅純粹是描寫一個不同的工作場所，或一種流於辦公室政治，或八卦及盧騷。

更進一步來說，若果將這些勞動狀況的考察、分析推進到文學書寫的範圍外，也許同樣具有現實意義。當我們去思考工人運動的前景，勞動者之間的連結如何可能時，可能需要重新測量／釐定某些關鍵的概念，例如這種轉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工人」這一自我認同？當集體勞動制逐漸消解，勞動者不斷被分割，工作／遊戲相互滲透的脈絡下，「階級意識」的生產、凝聚又如何成為可能？

參考書目：

Pekka Himanen，劉瓊云譯：《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臺北：大塊文化，2002)

Matthew B.Crawford，林茂昌譯：《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臺北：大塊文化，2010)

Maurizio Lazzarato，霍炬譯、張歷君校：〈非物質勞動〉，載《帝國、都市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2005年)

刊於《中大學生報》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