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過早的狂歡工作與遊戲的關係，我看過最有趣的文章由美國無政府主義者Bob Black所寫。在〈廢除工作〉[註1] 一文中，作者說：「工作，幾乎可以說是全世界痛苦的起源…為了停止這折磨，必須停止工作」。作者宣佈與一切支援工作的主張劃清界線：「自由主義者認為我們應該終止職業歧視…我說應該終止僱傭…保守主義者支持工作權的法律…我支持懶散的權利…各種左派人士偏好充分就業…我偏好完全的未就業…托洛茨基主義者激辯於不斷地發動革命…我要鼓吹永恆的狂歡作樂」。
文章指上述這些「意識形態商人」喋喋不休，「無止境地在工資、工時、工作條件、剝削、生產力、獲利能力」上爭論，其實他們的分別只在於對「如何分配權力的贓物」有不同看法。
文章提出「改工作為遊戲」，作者說：「我對工作的最低度定義是強迫性的勞動…，工作，從來不是為了它本身而被完成…，它是為了達成…其他某些人…逃避生產…」，「遊戲則恰好相反，遊戲永遠是自願的…，遊戲的…結果，假如是有的話，是無償的」。
Bob Black的說法令人不快，尤其他引用別人的話來貶低工人：「體力勞動者造就出不良的朋友與公民」(蘇格拉底語)、「誰若是為了錢而提供他的勞動，便是在出售自己，並使自己加入奴隸之列」(西塞羅語)、「工作是給笨蛋做的！」(電影對白)。我認為不管這些睿智的話是否正確，但他們忘了，正是這些人的工作不管工人是自願或不自願的，才養活了智者，包括Bob Black自己在內。
我無法/或無暇評價Bob Black的真正看法，正如無暇深究馬克思及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所說：「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我…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是否只不過是一個比喻…
我想回到現實。
二、從遊戲到罷工
工人是如何參與勞動的呢？他們是否任憑宰割？為何資本主義壓迫性勞動至今屹立不倒？社會學家布若威(Michael Burawoy)認為，是因為工人認同了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他的書叫：《製造同意》[註2])。但這又非一般的工人臣服論，布若威認為工人並未完全屈服在工廠政權下，他們發展出反抗的策略，布若威稱之為勞動過程中的遊戲。
布若威發現，工人為了要在件工制下取得最大的超額獎，會操控生產。布若威說，起初工人是為了保障自己利益控制生產，慢慢變成非經濟性。一個工人若拿不到超額獎，或連累夥伴拿不到超額獎，會遭受白眼，在同儕中失去地位。
加快生產速度超額，或在超額後、在獎金檔次較低的訂單上放緩手腳，而不會被發現觸犯廠規，成為沉悶工作的調劑(尤其對某批新產品熟能生巧之後)。有沒有超額、如何超額成為工人茶餘飯後的話題。
布若威說，為了操縱生產，工人有時要改變工廠安排的生產流程，發揮創意。操控生產，亦非單純技術問題，你不單要明白整個生產流程，還要懂得打交道，譬如上一更工人是否會留下難攤子給你，使你忙上一個小時還不能開工；或你怎知道下一批好訂單何時來到，到時誰會告訴你？管工是否合作等。
在趕工時，產品質素難免下降，管工是否會隻眼開、隻眼閉放行？一般來說，在趕工時，管工也希望及時完成生產，但卡在前面的是檢測部，它的任務就是要找生產部的錯處，故生產部與檢測部常陷對立。但檢測部有時也想脫身，過嚴的檢測會令股東不快。因此，檢測部有時會將矛盾指向設計部，認為後者要為大量不良品負上責任。在一般情況下，管工都會鬆手，讓工人過關。管工尤其要考慮，你把工人攔住，那下次趕工時(尤其在獎金檔次較低時)，工人會否跟你合作。
回到香港經驗，一個製衣工友告訴我，車衣工友在接到訂單後，會勤工開工，但會扣起部分製成品不交出來。這是因為管工分單後，不會告訴工人每件產品的人工是多少。管工會觀察幾天才下決定，這幾天車衣工人會勤力工作，令管方相信工人沒有留力；而扣起部分製成品以降低生產效率，則是要令管工以為那批訂單不容易做，將價錢訂高一點。
另一則遊戲故事更加複雜。在電子廠內，女工分成不同集團。當知道有容易做的零件送到時，女工會通知集團內的其他人快去取貨(比其它集團快)，如果成員手上仍有舊訂單未做完，其她人會幫她分攤。我認識的一個集團，成員都有花名，如大佬、大老婆、小老婆、舅父、奶媽、表姐、工人等，只有一個人沒有花名，她是集團的核心/家主。整個集團由女性構成，但構成後卻是一個「父系家庭」的遊戲。
這個集團的女工來自元朗農村，是廠內最勤奮、最實幹的工人(相對廠內其她工人，尤其住城市的工人)。布若威曾指出，件工制及超額獎的目的是拆散工人的團結性，令工人互相競爭，個別地融入工廠體系。但生產是集體性的，當工人發覺工廠制度不合理地阻礙他們的趕工遊戲(破壞工人的自尊及對工作的吸引力)，工人的生產效率會降低，有時更會聯合起來反抗。這個農村集團後來在工廠合併後領導了一次罷工(用她們的述語是「暴動」)，因為她們覺得在新制度下失去尊嚴(她們本來對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三、結語
「勞動過程中的遊戲」與時下工作中(偷偷)遊戲不同(在上班時偷偷打機、上網)。在前者，勞動與遊戲是結合的；在後者，勞動與遊戲是分離的。後者，如一些學者所言：消費社會充斥遊戲，遊戲已成為消費文化的部份；但在前者，遊戲則是生產的部份，它既不是非物質、非功利，也非全然臣服在資本主義生產之下—它是我們/工人的生活/工作方式。
智者向工人痛陳「工作」之害的時候，會有甚麼反應呢？說不定。但我記起一個本地工運份子的故事以作結尾。她說：
八十年代初期，國際託派組織第四國際審時度世，認為七十年代火紅的青年學生運動已然衰落，反抗力量應在資本主義的心臟—產業工人中爆發。為嚮應這個號召，我和其他年輕女同志在前輩的引介下走進工廠。
我們進廠之初，這位前輩已告誡我們，要取信於工友，必須要做好三個基本功：第一是勤力上班，不能遲到早退；第二是要掌握好本行的技術；第三：由於是流水作業，生產線不能因為你而停頓。驟然聽去，這好像應該是管工說的話，但是，我很快便發現，要是做不到這些基本功，工友不會將你視作「自己友」，更遑論在工人中樹立威信作帶頭人了。
我就碰了釘子，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當然知道加班是資本家增加剝削率的手法…這道理說來頭頭是道，工友也點首贊同，但是，一旦要實踐拒不加班，卻沒有人嚮應，我個人不加班反遭工友非議。同樣地，由於初入廠未能適應，有時我會在完成手中的份額後，因為太累而伏在車位上閉目小休，也惹來部份工友譏諷為「好巴閉」。
所以當我看到《鐵》書中描寫：「一個學生工作（進廠）三個月後，開始批評勞動條件，頭上帶著紅布條開始抗爭，…人們（工人）批評他們，說雖然明白他們為什麼這麼做，但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獨個兒做。」，或者被工人認為：「當時他們（學生組織者）中間充滿著很多紙上談兵式的意識形態爭論」…我便忍唆不禁，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註3]
註：
1. Bob Black：〈廢除工作〉(The Abolition of Work,1985)，http://huck2.blogspot.com/2008/02/blog-post.html
2. 邁克爾．布若威著、李榮榮譯：《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8年)。
3. 陳寶瑩：〈序言二〉，收入樸敏那著，勞動力、基層大學譯：《鐵絲網上的薔薇—八位韓國工運婦女的故事》(勞動力、基層大學，2010年)。
載於《中大學生報》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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