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洪曉嫻（字花編輯助理）
講者：李維怡（影行者總監、文字工作者、社區文化工作者、第五屆工人文學獎評委）
主辦團體：第五屆工人文學獎籌委會、字花
文學與政治之一體雙生，修辭的使用與權力的操作密不可分，因為修辭建構著我們對世界和社會關係的理解。面對主流文化中一個又一個語言陷阱，文學可是刺破和抵抗的政治謊言的利矛堅盾？工人文學獎與字花，邀請了李維怡，在第五屆工人文學獎開幕前夕，為大家闡述和探討相關問題。
講者由一系列最近炙手可熱的政治修辭開始，就如「起錨」、「超錯」、「拋錨」、「原地踏步」、「行差踏錯」等等，不同立場的的政治廣告和政治口號，都分別使用了不同的修辭手法，去企圖將觀眾的視線與某個特定的政治立場連在一起。由此可見，文學修辭的運作，在政治議題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愛情故事：極端個人化敘事中的權力關係
進而，講者嘗試邀請大家重新界定「政治」和「文學」。不少人以為「政治」只是指選舉、政改、政客等事情，而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等等，則不屬「政治」，而是「民生」。現在政府正是這樣說，「解決政改就可以開始關注民生」，但政治又怎會與民生無關？其實政治就是人類群體生活的根本，是關於權力的關係、權力的運作、權力的形態；而文學就在於表達創作者對週遭生活的感受、反省和期望。
在文學的範疇裡，我們往往認為有些主題無關政治而且很個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是戀愛故事。不過，戀愛故事其實一點也不個人。歷來蕩氣迴腸的愛情故事，總是會包含一些悲劇，而這些悲劇往往建基於當時社會的權力關係。
例如古詩《孔雀東南飛》，就是說一對夫婦焦仲卿和劉蘭芝，因為焦母不喜劉而逼其子休妻，劉回娘家後又被迫改嫁，最後二人先後自殺。這個故事固然關乎個人，但其實也深刻地說明了古代封建社會對讀書人以孝義為先的嚴格道德要求；以及性別政治在愛情故事裡的操作。
又如魯迅的《傷逝》，涓生與子君打破傳統習俗自由戀愛，嘗試自食其力地同居，但最後涓生卻受不了這種生活。因為子君從一個慷慨激昂為愛情可以反抗權力的風骨女子，忽然變成了一個依附於男伴，滿足於養養小動物和照顧男伴的小女子生活。這說明了二人雖有勇氣從舊世界跳入新世界，但卻對新世界沒有具體想像，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中必然的愛情悲劇。
又如不少人覺得很浪漫的《傾城之戀》，講者覺得一點也不浪漫，離婚婦人白流蘇為尋求安穩生活，既要贏取范柳原的注意，又擔心一旦變成情婦，若遭拋棄，身價會跌到谷底，不但失去社會地位，更連經濟支柱也沒有。白的計算和心理戰，與女性在社會上如何被看待和掙扎求存有密切關係。
以上種種，俱包含複雜的社會權力關係。只是這些權力關係烙印在小說角色的個人決定上，所以彷彿與社會很遠而已。由此可見，政治是很貼身的事情，權力關係總是體現在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
談到文化，我們會理解為很多人共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權力往往體現在文化(culture)之中， 因為文化就是在講「大部份人」所構成的「主流」語言、邏輯、美學、人倫關係等等；因而主流對於邊緣存在結構性的壓抑／壓制／不平等的關係，故此，也與政治脫不了關係，也故此，文學作為人類生活的觀察和反省，怎會不會每每觸及「政治」呢？
文學修辭作為政治宣傳
維怡自言，「細細個讀古典文學時總會讀到政治」，古時讀書人寫文章就是為了做官，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古典文學中的先秦散文諸子百家，無一不是與政治相關，這傳統一直延伸到民初。故，「純文學」的概念對她來說簡單就像外星話難以理解。人不是獨自存在於世界，因此創作必然牽涉文化和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歷來與政治相關的說法、理念、原則，必須透過語言表述說服群眾。要取信於人以至牽動情緒，則總是要借助文學修辭的手法。林彪曾說「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共產黨從來很懂得利用傳播民謠等方式獲取民心，「筆杆子」的重要性可想而言。
阿里士多德指政治辯論的修辭藝術，在於信譽（ethos）、情感（pathos）、邏輯（logos）。信譽是個人魅力，情感則是情感認同的呼喚。只要講者能成功呼喚情感認同，對方便自然會自己說服自己。維怡說，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無論是哪個陣營的政治力量，很多時都是採用信譽和情感的方法多於邏輯，簡單來說就是口號代替分析。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些修辭手法保持清醒。這不是要指向一種「什麼政治都不相信」的犬儒態度，反而是積極理解，參與辯論，創造願景的基礎。健全的公民社會，不只在於人群的聚集，更必須建基於人群願意和懂得對複雜世事進行判斷及行動，而不會一直只能在認知上服從於別人提供的「是／非」框架。
構造世界關係的修辭
修辭不只是詞藻上的修飾，還會建構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理解，構造整個世界的關係。最常用的修辭方法，就是將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包括比喻、對比、象徵、類比等，都有此功效。例如毛澤東談到「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時，曾以身體作喻：「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維怡指，何者是拳頭何者是屁股，根本說不出所以然，就這句話而言調亂來說其實也可以。但這些生活化的例子，的確有利於向基層人民宣傳基礎工業的重要性。沒有長期落區與農民生活的人，不可能講到這些比喻。
然而，運用比喻，也有其在文化意識上的斃處，維怡又舉了《史記．刺客列傳》中一句說話「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女為悅己者容」本身只是用來解釋和加強「士為知己者死」。當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前一句時，很容易不知不覺地「搭單」接受了後一句隱含的性別不平等觀念。同樣，當基層團體的組織者運用比喻向街坊或組織對象解釋的時候，每每會將平常大眾習慣和接受的事物關係放入新概念之中。熟習的主流觀念，往往隱含權力關係。因此，借用舊概念比喻／象徵新概念時，要提防不自覺地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背書。否則，種下的保守意識，日後說不準會隨時反撲。
不過，像這種構造聯想關係的修辭，也可以有助於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維怡引述天星事件開始時，示威者搶走鐵馬之後，陳智德寫了篇文章《蠟淚的問詢》，來說明激進之必要：「激進之必要，有如群眾集會要有燭光，那一點光當然不是用來照明，照明可用電筒，但沒有群眾集會是用電筒的──雖然看來比較『文明』和『先進』，集會還是離不開燭火，顯然不是著眼於它的實用性，而是其象徵性：表示著情志的點燃、理念的流動。明乎此，明乎象徵的重要性，也許那燭光的剩餘物，蠟淚也須一併接受。挪走盛載物，搶走鐵馬，讓蠟淚滴在手上，它不是答話，而是問詢。」蠟淚的溫柔，瓦解了拉鐵馬的負面印象，也更新了我們對激進的想像。
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可以豐富我們對事物的理解，令我們對世界的把握更加敏感和準確，但也可以很邪惡。舉例年前政府某個宣傳廣告，以踢波「插水」作喻叫人不要「呃綜援」。在整個隱喻中，社會已被假定為競爭性的球場，而政府就是中立的球証。但為甚麼我們要將社會想像為競爭場所？政府的角色事實上又是否如此呢？功能組別「打茅波」掠奪的民脂民膏，難道不是遠超綜援支出？同樣，近月「媽媽做衫」的政改廣告也是如此，為甚麼廣告不直接說政府政改方案的內容？這些廣告省略了甚麼，強調了甚麼，又在提出甚麼社會關係（政府與人民＝母親與女兒）？ 要指出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文本的社會脈絡。
修辭有簡化事物關係的作用，一些牽引情緒和鼓動性的修辭，如排比句、反問句、重覆句等，有時甚至會令人進入不能思考的狀態。現在我們聽到有人叫「二零一二」，心裡就會很自然地浮現「雙普選」。維怡提醒，我們必須在重覆之中思考，否則容易淪為有口號無分析。尤其是政府傳播能力比民間強太多，當民間提出的「民主」、「保育」、「以人為本」、「樓換樓」等等修辭不斷被權貴搶去。若我們不重視仔細的理解，以人文關懷為本的社會將無從談起。
文學教育的重要性
文學的重要性正在於此。文學就是體察微小事物與整體社會脈絡關係的能力，沒有這些能力，就算一人一票，社會也不會民主，大眾依然會歧視領綜援人士，歧視新移民。真正的藝術離不開一個「真、善、美」的結合體，如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教育，社會只會走向情緒和偏見。一個強大而健全的公民社會，不是由反對集會能號召多少萬人決定，而是由會思考和體察弱勢者苦難的公民建立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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