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敢（香港）
撷出其中几篇，下面，带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他们的遭遇，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传奇。
我和他的交集，仅仅是短短的一瞬。
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记录历史，然后，我们被历史记入。
在车上，他和同行的刘阳贵聊起了维权的事，“把赔偿的事搞好，就回家”。
遗憾的是，由于劳动关系无法得到确认，徐泽志死时，仍无法换回一份尘肺的“职业病诊断书”。
徐泽志死了。他只是这一百多苦苦维权的耒阳尘肺患者中的一位，他只是
徐泽志，只是存在过的一个寻常的名字。作为一个死在维权路上的民工，他的名字在他死后的几天内被几张报纸提及，然后寂灭。再没有几个人记得他。
但是，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对于我来说，徐泽志，不仅仅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
记忆是黑白颜色的。不久前的那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曾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从新闻报道中才知道，
我上楼去，三楼右手边的第一间房里，我见到了他。之前在一张潇湘晨报刊发的报道图片中见过，我认出了他。他见到我来，竭力地试图站起，喉头动了动，但没有办法说话。他骨瘦如柴，一阵风似乎就能把他吹走。
我走过走廊，和工人们打招呼。工人们都涌出来看我，他们每一个都很瘦弱，尘肺恶疾已经几乎拖垮了这些曾经干着粗重工作来糊口的汉子。
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房，我同几位维权代表坐下聊天。徐泽志在旁人搀扶下，也来了，他就坐在我的旁边。
和其他在场的工人都抢着说话不同，自始至终，他没有说一个字。他不是不想表达，但开口讲话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的极其困难的体力活。
那次见面只持续了十五分钟，直到警察出现，然后我离开。
徐泽志的死，让所有的人始料不及。
今年5月份，他还在广州的一家服装厂做包箱工作。若不是他的同乡徐志辉等招呼患病的工友共同赴深圳维权，他不会踏入深圳这座城。
然而，生命的终结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那时，我正在同维权代表徐志辉通电话，我苦劝他们保持理性，相信政府，重返谈判。
我当时不知道的事情是，一场瓢泼大雨那日把他们淋得透湿。
我也不知道，徐泽志次日的发烧和淋雨是否有直接关系。“即使没淋雨，我们也都在打吊针。”刘阳贵说。
但通过新闻，我能知道的，是从
到在
在深圳二医院的病床上挣扎10日之后，尘肺病魔还是带走了他。
死了，维权的路反而变得简单。
在放弃了其他救助和赔偿诉求后，徐泽志的家人领取了“人道救助金”。加上已经打入耒阳财政账户的13万元补偿款，共计28万。
比较一般的尘肺维权案例来看，这绝对是个理想的数字。对政府的慷慨与关怀，徐的家人，心怀感激。
赔偿对应的，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的尊严，是一个个曾经幸福的家庭的悲欢离合，是一个个已经破碎的美好未来。它代表的价值，如此珍贵，它蕴含的意味，如此沉重。
虽然，再多的金钱，和失去的健康同生命远远不能画上等号。
在和他并肩维权的耒阳兄弟中，徐泽志是第一个得到赔偿的人。但他已经逝去。
他死了的整整一周后的今天，我才从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
我哭了，在这个真实的如同坚冰一般的人世里，我哭了。
重新翻开那些同他们拍下的照片，我拭干眼泪，沉定下来，静观所有悲喜，变得坚强。
你如何度过十一国庆？
最近为一个关于国庆的活动准备素材，这个活动的主题是“我在中国”，试图用个体的最真实感受，来讲述宏大语词之外，家与国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我正好最近跟一些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有些联系，于是，想跟他们聊聊对国庆的感受，问他们怎么度过，以此作为素材。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被忽略的群体。
第一个谈话对象是张海超，那个开胸验肺的英雄。他已经获得了61万多的赔偿。我打给他时，他正在前往秦皇岛的火车上，去那里的医院接受治疗。
先和他聊了聊他的近况，然后我谈到了要参加的这个活动，我问他说打算怎么过国庆节呢？
他马上为难了起来。“我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来说，我要是去谈那些政治问题，有点那个啥了。”
我说咱们只是随便聊聊，不涉政治。尽管如此，他的回答非常谨慎。7月以来，他接受了无数的采访，他有了一定的经验。
再怎么淡化，十一仍然脱离不了浓重的政治意味。
第二个谈话者，叫罗有仲，与张海超相比，他站在硬币的阴暗一边。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他，他维权六年，终于突破了重重程序障碍，拿到了工伤认定，但最终还是被法院推翻了。他申请再审，一年多来没有任何进展。他的兄弟已因尘肺去世，而他也是三期了，说话明显中气不足。
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穷光蛋，别人过国庆，我们有什么高兴的啊，要打这样的官司。
他激动起来，提高声音，电话变得嘈杂，我无法听清他在讲什么。
我还打给了成都的邓江湖。他乡下父亲的肖华忠尘肺已是三期，无力再到处奔波维权，所有相关事务都是他在跑，他为此辞了福建的工作回到故乡。他的孝心让天下很多子女汗颜。
问他国庆打算去哪里玩，他说，没有没有，我现在哪有心思去哪里，为这个案子，我头都已经大掉了。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啊。
我打给湖南的徐志辉，他的故事有些许亮色。之前带领他一百多疑似或已确诊的村民，来到曾经打工的深圳，向政府问责。谈判数月，他们大部分人得到了七到十三万不等的政府爱心款。但有两人，在这过程中病逝。他认为，十一维护稳定，跟他们的赔偿迅速到位有一定关系。
他憨厚的笑，“我们农村除了八月十五和春节，对其他没有什么概念。”
对于十一，“我们以前就这样，像平常一样地过，没有管它。”
而过往的那些十一，“我们的工地就放一两天，有时候老板加加班就没了。”
我说，没关系，现在对于你来说，每一天都是假期了。徐志辉没有再说话。
当我重听录音时，我才意识到，我说了多么不恰当的一句话。当时并没有发现。
我进而又突然感到，我是如此残忍，我已经预设了一个答案，并期待他们说出我想听到的话，由此完成一个作品。
明知道这个节日与他们没有关系，却硬要问一些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对他们无情的调笑吗？他们细瘦的身体无法经受与这个强盛国家的碰撞。
他们是人，他们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个体，他们不是我的作品。
他们已经流了太多的泪。
我深深地自责。
对于十一，有的人会热血澎湃，有的人会冷静淡然。
对有的人来说，十一不过是一年中普通的一天。这天过后，也许会被他们忘记，正如他们忘记开口道出的疼痛。
他们在公众的记忆中褪色
2010/05/06
去年12月，深圳尘肺门甚嚣尘上。继耒阳籍尘肺工人在深圳得到政府的爱心赔偿款后，来自张家界籍工人接过维权接力棒。他们的尘肺症状普遍比耒阳工人要好，但他们幸运地得到了更多媒体的报道。
当时，在与参与帮助的公益友人的交流中，我写了这样的忧虑：
“我的担心是，媒体的热度会很快过去。而张家界工人与先前耒阳工人不同的是，后者在受到媒体关注时，已经确诊尘肺，面向的是政府要赔偿。而张家界这批大部分人，职防院的门尚未跨入。病都尚未确诊，谈不上赔偿的事情。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诊断的问题，但到了真正要索赔的时候，可能媒体关注已经转移了。
借着举国关注的东风，诉讼应该尽快提起。法院的收案、判决都在闪亮的聚光灯下，未必敢乱来。而一个胜诉的判决，宣告职能部门的失职，是日后索赔的最好证据，那时候就算没有了舆论的帮助，赔偿也顺理成章。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肯定有很多困难在前方等着。
无论如何，诉讼应当放上日程。”
但遗憾的是，行政诉讼并没有提起。
而媒体开始转向其他新闻事件。这神奇的土地上，不缺少让人瞠目结舌或者血脉贲张的故事。
在今天这个下午，我把有关他们的新闻重新翻看了一遍。其实，更新的报道已经很少了。3月只有寥寥几则，4月以后的报道没有找到。故事好像已经讲完了。在一部分工人在去年年底顺利进入职业防治院检查的时候，在农历新年来临前他们领了政府1000元救济金，包车回家准备过年的时候，故事好像有了一个圆满大结局。如果是电影，可以上字幕了，皆大欢喜。
但这是生活，生活不会停止。诊断只是一个门槛，跨过了一个门槛，还有很多。
在赔偿的路上，一部分人已经放弃了。在剩下的119名维权工人中，已有70多名工友进入了职业病诊断程序，20名工人被确诊为职业病。其中，有14名工人有工伤保险，深圳市社保部门已根据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赔偿。而那6名没有工伤保险的确诊尘肺工人，进行过职业病检查却没查出问题的五十多人，以及29名甚至未能进行职业病诊断的工人，则逐渐被人们遗忘。
他们在公众的记忆中褪色。新闻报道是有规律的，谁也无法永远成为媒体的宠儿。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指责什么人犯了什么过错，也不想再谈论什么出路。那些留在以后。只是，有一种无以为继的乏力感紧紧将我束缚。
今年2月，我去了张家界的森林公园旅游。那里很美。
我知道，我的朋友，他们来自那里，但他们还在路上。
几则摘自媒体报道的关于他们的小细节放在最后。只想告诉你，他们很不容易，他们是好人。
媒体的声音或许已经消寂。只希望在某一刻，你还会内心柔软地想起他们。那么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善意与契机。
2009年12月31日 新华网 爆破工程层层转 《劳工权益谁过问－－深圳农民工尘肺病维权事件追踪》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2/31/content_12733949.htm
王兆凤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他在深圳市潜龙实业有限公司的工地上干活时交了一个月的工伤保险。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信访处给王兆凤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王兆凤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在潜龙公司参加工伤保险，因此王兆凤与潜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而王兆凤不想赖在潜龙公司头上。他说：“我在人家那里干了两个月，就说我在那里得了尘肺病，让人家赔钱，说不过去。”
2月16日 南方都市报《深圳尘肺工等待赔偿新年愿望是洗肺》
http://news.sina.com.cn/c/2010-02-16/022017093395s.shtml
今年家里吃团圆饭桌旁，唯独缺少了钟家泉的妻子。原来钟家泉索赔4个月来，整个家的运转全靠在坪山打工的妻子来维持。
“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妇人，但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上访，回家车费贵啊！她一个月工资才900块，就没舍得回来。”
2010年03月24日 财新网 《部分尘肺病工人深圳维权仍无果》
http://www.labournews.com.cn/ldbzb/ldbzgz/ldfz/73142.shtml
“我们本来决定在广场上绝食，”已被确诊为尘肺三期的向杰告诉财新记者。但最后，他们还是坐车回到了龙岗那间不通水、不通电的出租屋。
“这么极端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只想像温总理说的那样，有尊严的活着，”他补充说。
原谅我无能为力
2010/05/20
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湖南工人的电话，在这间办公室里，经常能接到一些大陆打来的求助电话。
他乡音太重，我听得极其吃力。基本上十句里我只能听懂一到两句。他讲了半天，我也才听懂了一点点：关于单位擅改他们的工龄的问题。他56年参加工作，经历过下放，后来他发现，他参加工作的时间被改为1980年。
我知道，这种事情法院是不会理睬的，连个合适的案由都没有。
他说他上访了多次，都无法解决。我反问他，“你上访都解决了不了，我怎么帮你呢？”他愣了愣，没有回应，而是继续讲他们的遭遇，由于他语速变得越来越快，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只知道，他是在倾倒着他积累多年的不满。
因为手头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不能跟他这样一直说下去。于是我跟他说，对不起，我可能无法帮助你，我们的资源有限，援助也只能在司法程序之内。他说好吧，我，明白。我于是试图说一些收尾的安慰的话，不想他接着我的话茬又展开说起来。
我不耐烦起来，说你的方言我难听懂，这样吧，你把你的材料用电脑发给我，我先看看。他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不会用电脑，可不可以传真的方式？
一般来说，对于完全无可能进入司法程序的案子，我不会接收当事人的材料的。因为我知道，我拿到了这些材料，也无法帮助他。这些人的遭遇，或许放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不能承受之重，但以媒体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这些人生活本来就很拮据，材料传真费对他们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我来说，只会成为文件柜内很难再翻阅的一堆废纸。更重要是，不同与发送电子邮件——轻轻点击鼠标即发送出去的轻易，邮寄或者传真，完成的方式更类似于一种仪式，他们把希望寄存在了我这里，这份希望却注定被辜负。他们总觉得我收下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命运或许就能发生转变，他们总希望我能承诺些什么，但我不想欺骗他们。
但是，我还是让那个湖南老工人发传真过来。只有两页纸，传真费3块一张，这笔支出还不算太大。更关键的是因为，手头还有几件事，都在等待我处理，我需要尽快结束这个电话。
最初接到这一类电话时候，我总是很耐心，陪他们聊上一两个小时，确切地说，是听他们讲述。结束谈话后，我会若有所失，沉默很久。而现在，放下话筒后，我可以一秒钟都不停，马上投入另一项工作中。
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的，不知何时起，我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安慰说辞，一套固定的对话方式。这种故事听多了，对方说一个开头，我就已经猜到了过程和结尾。
我不认为，是我的同情心迷失了。跟一些我跟进的案件的当事人接触时，我还是会悲愤，会狂喜，会感情充沛地写文章。只是对于那些陌生来电，不再轻易地把我拖拽入那些苦主的生活。
也许是见多了权力的欺凌，见多了资本的霸道，见多了搁置在半空中的无助，见多了破碎心灵的哀哭。
接触苦难多了，情感的阀值必然不断提升，否则，每一个信访办的人应该都有抑郁症。
饿殍遍地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个国家变得强大，但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总有一些人，他们的每一分钟等待都那么漫长。
一个数十人的矿难，在西方可能成为最震荡的新闻头条，长久播报，总统先生在全国直播的电视里逐字逐句念出逝者的姓名，肃穆地悼念。
而在我们的国度里，矿难司空见惯，上百人死亡的矿难都抢不了几天媒体的镜头。大家变得麻木，至少对矿难引发的死亡，变得麻木。就像我们对伊斯兰国家的人肉炸弹新闻，变得麻木是一样的。
当灾难成为生活，生活的灾难，宣告开始。
有时候，我忧伤想，我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苦难呢，我又无能为力。
最后，那个湖南工人说谢谢你，老弟。
我听出，这次，他在竭力地用清晰地用接近普通话的语言讲出来。
他们总是这样充满感激，谦卑，诚恐，忍辱含垢，没完没了的讲述，却小心翼翼地提出要求。
但是，你为什么要谢我呢，老哥。我并没有帮到你。老哥，或许，更合乎辈份的，我应该叫你一声，大爷。
我没有帮到你什么，甚至，我都没能跟你多聊一阵子天。
请你原谅我的无能为力。
放下电话，这次，我没有马上做其他工作，虽然也很急。
我决定把手头的事情，都放一放，我开始写这篇文章。
现在，写完了。
好人一生平安
2010/05/25
今天和耒阳风钻工人徐志辉通了电话。他说自去年9月深圳政府用爱心款的方式赔偿他们这一批耒阳工人之后，目前已经有6个人去世了。而那些赔偿对于尘肺并来说也是不经花的，他提到唐飞跃，肺部的问题引发了其他的并发症，病情加重后住进医院，获赔的13万全部花光了，现在只有出院，回到村里等死。还有几个人钱的用的差不多了。而当时未获政府赔偿的黄荣、徐新生等人还在深圳，艰难地走着法律程序，因为证据不足，胜诉渺茫。
他状告罗湖卫生局的诉讼一审败诉，到了二审。而去年11月，他提起对原用人单位的讨要社保的诉讼，还没开庭。当时本有3个工人与他一同从家乡重返深圳，打算一起维权，舍不得付律师费，而且也觉得获胜很难，都放弃了。
他说，工人后来还给耒阳的政法委送去了一块匾，表示感激。我反问他，感谢他们什么？他支支吾吾了一通，大概意思是说，感谢他们帮我们解决。
其实我知道，他们的成功，是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60周年大庆的维稳压力，公帑充裕的经济特区，媒体的及时跟进与善良的人们的关注与帮助，当然，还有上百尘肺工人的团结、执着与忍耐。
最后，我祝他保重身体，他对我说，祝好人一生平安。
但他们难道不是好人吗？他们或许没做过什么至善的大事，但他们朴实、勤劳、安分、善良，他们离开父母妻子与子女，来到千里之外的城市，群居在那简陋的工棚里，多年来透支体力与健康，用风钻与炸药，打下一个个深深的炮眼，从而筑起一幢幢高楼。他们为深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好人。
他们要求不多，他们懂得感激，你给他们一滴水，他们返你一井泉。他们是好人。
他们与其他的农民工兄弟一样，与三万万的农民工兄弟一样，都在灰尘中喘息，在泥浆中卖命，他们不抱怨，不乞求，他们用隐忍的毅力，实现期许中的美好生活。他们是好人。
但命运给了他们什么？他们患难此生，耗尽精力，当成为一个泱泱病人的时候，他们发现城市的面孔变得和钢筋水泥一样坚硬生冷，于是他们回乡，等候进入那最终的归宿，留给城市一个远去的忧伤背影。
希望好人一生平安。
请再用力一些
2010/07/15
我的朋友邓江湖告诉我，他父亲，四川达州渠县的尘肺工人肖化忠最终拿到了136000元的赔偿，是现金。拿到钱后，他没敢耽误，马上存到了银行里。
其实在昨天晚上，法院已经调解成功。由于当时是晚上，现金就由法院的郑法官代为保管，今天才取回来。这历时3年多的维权漫长之旅，总算画上句点。
事态转变之快让人有些意外。6月28日的庭审，尽管有开胸验肺的工人张海超前来助阵，很多媒体记者参与庭审，老板廖兴安态度强硬，拒绝调解。之后法官倒是很积极，庭审之后的那天，邓江湖被法官叫去了法院两趟谈话。上午一趟，傍晚下班后又是一趟。但法院组织的调解并无太大进展。
而老板一方终于松动了，虽然较肖化忠主张的19万赔偿差了近三分之一，但无需再经历诉讼持久战了。
肖化忠已经拖不起了。在仲裁时，由于未将肖化忠曾上过班的工农煤矿列为被申请人，法院以未经仲裁前置为由，不同意将该煤矿列入被告。肖化忠给儿子邓江湖打电话，如果在法院打输了官司，也不许再重新去和工农煤矿仲裁了，时间太久了。
不要奇怪，为什么有的人放着诉讼的路却不走，只是因为受不了希望坠落的折磨，和时间的零刀碎割。
新闻中说，一审开庭前夕，肖化忠还在医院输液。政府省总工会的干部为其送救济款，当对方握着他的手说话时，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只会不停地重复着“感谢”二字。
肖化忠，我只想问，当你拿到赔偿钱的时候，面对过去三年的拖延与拒绝，有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
邓江湖本来在福建工作。后来回到成都，维权的事宜操作起来，也方便一些。
去年9月底，我打给邓江湖，问他国庆怎么安排。他说，“没有没有，我现在哪有心思去哪里，为这个案子，我头都已经大掉了。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啊。”
现在，终于结束了。
但是，邓江湖却被解雇了。
他是货车司机，6月里请了10天假，为他父亲诉讼的奔走。老板说他没有写请假条，违反纪律被开除了
他说老板已经感觉到他权利意识强，是个风险，早就想把他清理掉了。
去年7月，他在前往宜宾拉货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10级伤残。但公司不承认他是工伤，原因是他进入公司时，交了5万余元融资，他便被认为是“合伙人”而非员工。他去劳动仲裁，又找媒体报道（http://news.163.com/10/0317/06/61V6SM25000146BB.html）此事，并向其他货运员提议一起跟公司签劳动合同。最后，老板没法，只有跟他私了，赔了一笔款。但合同还是一直没签。
去年的事件，即是埋下的引线。
现在的他，面临新一轮的维权。
你不知道的生活的幽暗，是因为那些人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
我翻看过这一路记下的四五篇个案笔记，过去的一年多时光在这些文字中摇曳。我也在成长着。刚开始的时候，对工伤赔偿领域颇为陌生，文中也存在不少法律观点的破绽。现在，甚至很多偏僻的法条也熟稔于心了。
我不是苦难的具体承担者，也不是维权的一线援助者。很大程度上，我只是在记录。
有些文字，现在看来，写的用力过猛，显得有些矫情。
但也许用力一些，麻木的速度就会慢一些吧。
一定程度上，肖化忠是幸运的。每年新发一万多尘肺病例，有多少人又能得到赔付呢？
而肖化忠如今的结果，又靠着多少人推动过呢。
邓江湖给无数的记者打过电话，曾在政府部门间跑来跑去，北京上访时还被抓到遣返并行政拘留过。他开博客，去各个论坛发帖子。北京的大学生机构安全帽曾经专门写信给达州市委书记请求介入。数位律师以保本的收费甚至是无偿代理过一部分诉讼，或者提供法律意见。
这些推动在其他的案件里是无法想象的。共同的作用力，才得到了这样一个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很难说合理，很难说公平。
但寄希望于媒体，寄希望于领导的介入，永远只能解决个案。而有些苦难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贵州、陕西、宁夏那边就没有尘肺病吗？为什么成为新闻事件的机会，远远少于沿海的广东呢？
我曾经和一个发生了严重工伤的湖北民工联系，他受伤后，回村住在窝棚里。手机信号不好，他完全不懂普通话，说着我不懂的方言，我需要逐句确认他说的每句话才能把对话继续下去。他几乎没有书面材料，每一个事实我要敲击键盘才能记录。如果要帮助他，投入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成本太大。我后来，只有放弃了。
总有些苦难，是求告无门的。你的问题是敏感那类的吗？你会上网吗？你会写打字吗？你会写博客吗？你会说普通话吗？每一个问题就要刷掉一批苦主。能最终呈现出来等待救援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
我感到无力，也越发感觉到，只有制度推进，才能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才能抵达那些我们目力未及的死角。
请再用力一些。
他想要怒放的生命
2010/07/23
腾讯网制作的片子，不是严格意义的纪录片，但总能让我特别感动。片中体现的那种对人的关怀，让我念念不忘。近期推出的80后专题的系列访谈做的尤其棒。传统媒体话语中，80后似乎仅仅是城市里矫揉造作不懂承担的那个小圈子。在这个因为出生时间而放到一起的群体中，腾讯拒绝归纳，而是尽力在展现不同的生命状态。
其中，我要向你们隆重推荐这个访谈——80后矿工王刚。
编辑刘倩文说，“我们所要呈现的故事与社会矛盾无关，与矿难无关，与煤老板无关。”
的确，这短短十五分钟不到的访谈中，没有生命的悲歌，没有血泪的控诉。只有一个与我同辈的少年人，作为一线的矿工，那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但其中，穿透着那样一种隐约的忧伤。这种忧伤不是郭敬明式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王刚始终微笑地在讲述着，他的来时路，他的艺术梦，他在地下挖掘的日与夜，他感到的但又不能不面对的危险，和不敢多想的未来。他脸上偶尔会浮现出孩子的稚气。但生活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又暂时找不到具体可指责的对象，没有人在直接伤害他，有一种无处着力的沮丧。
矿工生活里少不了艰难行走的喘息，但王刚对生命的态度让人振奋、感动。他喜欢写小说，腾讯网上发布过他的青春回忆录，他懂得编程，满口电脑专业术语，他上网看新闻、用QQ。他说8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 传统新闻里塑造里矿工脸谱完全不适用于他。他表达能力非常好，有些比喻甚至可以说精妙得让人忍不住要鼓掌。他把下井比玩左轮手枪，“里面只上一颗子弹，谁也不知道那个打在头上是空枪还是真的上了子弹”。
片尾中他笑语盈盈，目光深情，在那简陋的小房里弹着吉他，给他的爱人唱《灰姑娘》，是我看到的最美的画面，只感到音符化作玫瑰掉落。那首歌唱的真好。我们都是怒放的生命。
但是为什么他要经历那样的生活？要为了生计而冒险？
以年龄划分群体是多么可笑，因为不同的人，面对的世界也是那么的不同。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口号其实不应当只停留在2008年，而是要传递下去的。我辈需要努力。也许面对那些忧伤，你还不知道具体做什么，但请留下改变的可能。请你保留这份情怀。
我的朋友里没有矿工。我朋友的大多数是坐在高级写字楼里的白领，每天谈论股票，偶尔谈论国际政治、新闻时事。我和我的朋友都一样，我们都对生活的另一面都缺少更深刻的了解。让我们少谈一些概念宏大的语词吧，请让我们多看一眼他们。
因为他们踏过的道路，或许正是你所未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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